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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垄断——普通人的暴力行为往往会招致牢狱之灾为何国家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合法使用暴力?

作者:4166am金沙app   来源:http://www.yrenwater.com    栏目:4166am金沙登录    日期:2020-01-16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些社会契约论所宣称的让渡契约,其实是国家所建立的和平秩序长期持续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些近代政治伦理原则显然不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

  事实上,没有自愿交出的权利,只有在威胁和恐惧之下基于利益考虑所达成的均衡。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国家定义为一种垄断暴力的实体,它宣称在其领地内,只有它自己或经它允许,才能合法的使用暴力。

  这一定义被政治学家普遍采纳,它确实抓住了国家的核心特征。武装组织建立后,还需进一步垄断暴力,这是私人武装组织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假如一个社会始终没有任何组织能做到这一点,它便处于无政府状态,任何人都可以对其他人使用暴力。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由于活动范围总是受限于地理、交通和生态条件,武装组织往往只能从十分有限的一群受害者那里渔利,而且还要面临其它竞争对手。

  如果要最大程度获利,武装组织就需要在其势力范围内垄断暴力,排除竞争者,从而将公地私有化,变成专属领地,并建立纳贡保护关系,定期收取保护费。

  尽管我们很难追溯国家起源之前的这段发展,但从那些于各种原因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其中被研究最多的一个例子,是西西里黑手党。

  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推行的土地改革逐渐瓦解了原有的封建体系,特别是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导致贵族的大地产不断分割。经过两代人后,西西里的土地主数量从两千增加到了两万,和土地贵族相比,这些小地产主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保留他们的私人武装以维持地方秩序。

  1860年的加里波第革命给了西西里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秩序以致命一击,一时盗贼蜂起,但混乱并未持续太久,一种新型组织很快扮演起地方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它通常由一位权势人物(主要是早先替贵族打理地产的管家)网罗数十位追随者,组成恩主-门客关系,向当地土地主和商户勒索保护费,同时替他们防范盗贼,摆平争端,以及对抗政府管制和逃避关税。

  明确领地边界并在边界内实施垄断,是每个黑手党的头号诉求。领地之争也是各黑手党组织之间时而发生火并的主要原因。

  最常见的领地纷争,发生在一个家族为执行其保护任务而需要进入另一家族领地打击盗贼时,或者当某家族首领身亡,其旧“客户”安全信心动摇,转而向其他家族寻求保护时。为了减少领地纠纷,各黑手党家族还组成了被称为“委员会”的协调机构。

  黑手党的垄断暴力有着重要的制度含义,它迫使垄断者不得不扮演起纠纷裁决者的角色,同时禁止针对其客户的同态复仇和自我执行等传统自力救济措施,一切纠纷必须提交保护者裁决后才可实施矫正行动。

  这样,保护组织便承担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部落社会的司法职能,它不同于传统部落社会常见的司法机制,后者通常没有强制性,其约束力往往来自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

  对暴力的垄断不仅表现为抵御外部攻击和压制内部冲突,也体现在对对外攻击行动的约束上,只有符合组织外交策略的对外攻击才会被允许。那个人人都是战士,谁都可以自由组队、自主选择对象发起攻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结果,无论出于裁决纠纷的需要,还是约束行动的需要,保护组织必须向群体成员施加一套行为规范,它将部分取代原先由自发协调所形成的社会习俗。

  从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政治学家用于识别一个国家的那些元素,已逐一就绪了:一个职业化的统治团队,一块边界明确的领地,对暴力的垄断,常规化的财政来源,向社会成员施加一套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系统。从霍布斯自然状态中,巨人利维坦正森然浮现。

  国家的诞生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将大型社会的组织从社会关系协调问题转变成了政治组织和控制经营问题。

  统治团队无须与被统治的各群体保持熟人关系,只须通过定期征收赋税、裁决纠纷和惩罚叛逆来反复宣示统治权。在文官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核心权力集团甚至无须与下层官僚保持熟人关系,只须确保他们既可履行职责又不掌握武力即可。

  只要能组建起一个紧密合作且拥有压倒性武力的统治团队,便可通过征服既有的、已略具规模的定居社会而创建大型国家。

  在15世纪以前,秘鲁高原从未有过比酋邦更大的政治实体,每个酋邦约几万人。印加帝国的创建者只用了数十年时间,甚至在没有车马和文字的条件下,便逐个征服了这些酋邦,建立了一个拥有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千万臣民的帝国。

  在有了更强大的武器、更好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基于文字的更高效管理与控制手段之后,征服将更迅速,统治也更有效。

  伴随着每一次重大技术和组织创新,就会有一轮大型国家创建运动,秦灭六国从长平之战算起也只用了40年,最后决战只花了10年。成吉思汗家族在三代之内就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如此快速而大跨度的征服,说明征服者根本不需要和被征服者有文化同质性,而这是以往维系社会的必要纽带。

  大型国家在广阔领地中所建立的和平秩序,将众多小社会连结成了大社会,尽管占人口多数(常有90%左右)的农民仍生活在村镇庄园等小型熟人社会,但和平条件下变得更繁荣的分工和贸易,也孕育了许多更具流动性的专业阶层:武士、文官、行商、工匠、艺人等。

  士人阶层的兴起意味着对旧有社区边界和家族结构的突破,他们不仅在各社群之间建立了交流网络和联系纽带,也创造了一种全国范围的共同文化和通用语。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兴起演示了这一效果,士最初源自那些在宗法制下难有出头机会的诸侯幼子们。

  因为长子继承制,幼支小宗的地位随世代更替而不断跌落,特别是当土地充分开发、领地扩张也达到极限之后,次级分封无法继续,小宗子弟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必须发展某种专业技能,以求服务于某位领主。

  武人是最早分化出的专业阶层。逐渐的,众多其他专业技能也在发展,于是有了文士、谋士、策士、术士、方士……,最终形成所谓诸子百家。

  得益于贵族之间广泛的姻亲关系,士人都能在各国找到接待和庇护者,有能力周游列国寻找效力机会。

  这一阶层变得极具流动性,到战国时,他们已在各国取代世袭公卿的地位,也正是在此期间,该阶层创造并代表了华夏共同文化和民族认同。

  如此,至少对于精英阶层,他们所面对并且感知到的,俨然已是个六合四海、布履星罗、轮运辐集、熙熙攘攘的大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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